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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时娱乐平台农地流转制改革该突破

1号文件强调供给侧改革 党国英:农地流转制改革该突破   最近公开发布的2017年中央1号文件《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作为本世纪以来第14年提出农村改革战略思维的文件,再次聚焦三农改革,其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特别是农村经济发展将具有怎样的影响作用?核心要义是什么?主要强调了怎样的决策思路或政策指向?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什么?   研究中国农业发展的著名学者——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在接受《华夏时报》 专访时表示,现在要解决的最核心问题是提高中国农业的竞争力,要由主要追求数量增长转变为提高质量,降低成本,提升竞争力。党国英认为,一定要培育专业农户,发展新兴农业经营主体,搞适度规模的农业种植。要实现这个目标,一定要推动加快城市化进程,而不是叫已经进城的农民回家再搞农业,更不是由政府推动逆城市化。党国英特别强调,土地流转制度改革要有所突破,有些方面不要老是试点。   当前农业核心问题是降低成本   《华夏时报》:今年中央1号文件主要强调了什么样的决策思路?   党国英:主要针对农村、农业的核心问题,强调农业供给侧改革。当前中国农业成本高,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弱,农民收入增速下降,农民收入进一步提高面临严峻挑战,提高财政支农效率的压力比较大。中央财政2016年负担较重,特别是流通环节玉米和其他谷物库存量很大,肯定对中央财政造成压力。面临这些问题,中央1号文件及近几年的其他重要文件给出了一些解决的办法。   《华夏时报》:现在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什么?   党国英: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要提高中国农业的竞争力,要由主要追求数量增长转变为提高质量,降低成本,提升竞争力。只要谈供给侧改革,就要关注成本曲线,就要研究降低成本的问题。市场经济之下,一切生产活动和有效供给都要努力降成本,降成本对于生产者、对于消费者都有好处。   《华夏时报》:您经常深入农村做调研,您认为文件里再次提到的智慧农业、新兴农业经营主体、新型职业农民等概念,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党国英:从土地流转来看,流转的比例比较大,大约有30%到40%的比例。其中一部分肯定是流转到职业农民手上。长三角、珠三角,特别是上海松江这些地方,家庭农场的比例应该是比较大的。   《华夏时报》:农村对于现代生物技术和新兴种植技术等高技术的应用及其相互的融合,在您看来进行得怎样?   党国英:我们调查的结果是,农场经营规模越大,规模经营水平越高,新技术的采用比例就越高。现在对中国来讲,农产品直接的增产仍主要依靠施用良种、化肥、农药及灌溉,问题是化肥与农药使用量有点大了,节水农业的水平也不高。现在中央政策已经倾向于逐步减少化肥和农药使用。但据我们调查,越是小农经济,减少化肥和农药的使用量越困难。   乐观地看,大力发展专业农场,发展新兴农业经营主体,搞适度规模的农业种植,农业竞争力就可以提高,农业收入也会增加。但要实现这个目标,就一定要加快城市化进程,而不是叫已经进城的农民回家重新务农,更不是由政府推动逆城市化。   《华夏时报》:这与中国农业发展水平的提高有什么关系?   党国英:城市化水平越高,人地比例越有利于规模经营。   《华夏时报》:如果做国际比较,目前中国农业实际的发展水平如何?   党国英:跟国际水平比较,我们主要的问题直接从数量上来说就是成本高,成本高的原因再进一步分析,主要是劳动生产率低,资本的装备程度低,无公害生产水平也低。   这些问题,小农户是不能解决的。农村自然经济就是小农户经济,经营规模小。如果认为小农户一定是拿锄头锄地,施用有机肥,不用化肥,也不用农药,那都是鬼话。在当今大背景下,越是小农户越不可能搞有机农场,因为有机农业不好弄,挺费劲。   小农经济模式根源仍在土地   《华夏时报》:农业改革这么多年了,为什么小农经济模式还能得以继续存在?   党国英:简单来说,小农经济那个摊子的收入和进入现代城市务工的收入差距不够大,这是一个主要原因。如果同样的劳动单位时间,比如一个工作日,城里打工就能挣300元,在家里弄弄地,可能用化肥农药,一个工作日能挣200元,农民可能就不去打工了。   另外,农地规划管理上有重大问题。农民认为农地出租,特别是长期流转的话,就觉得他的承包地丢了。我们的土地制度改革、土地流转的各种宣传,给农民造成一些误解,农民担心土地长期流转的话,他就没有地了。   《华夏时报》:农民仍然害怕失去土地?   党国英:许多小块农地不便流转。有些山区没有连片的农地,大量的农地坡度比较大,不完整,生产效率就不可能高,这样就不好流转。因此农地的主人就简单地耕作一下,不认真耕作,有的农地甚至可能撂荒了。   《华夏时报》:为什么不搞精品农业,种植量少但价格高的作物?   党国英:我的调查是这样的,价格高的作物也是劳动时间长的东西。你仔细问农民,算一下账,比如种苹果和种小麦、玉米,单位工作时间带来的产出是一样的,但为什么种苹果的收入高?因为种苹果一年可能要工作200个工作日(一定面积),种玉米的话,10亩地就可能30个工作日。所以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情,只要是经济作物,就一定劳动时间长。   《华夏时报》:这样来看,那些少用或不用化肥、农药的农产品,是不是成本也高,所以也无法真正大面积地生产?   党国英:从欧美看,他们这类作物的种植比例也不大。   有些农产品已不仅只有直接吃的功能,其非常精美的包装,动辄一小袋就几百元,这个市场不会大。中国的农业一定要关心基层老百姓,一定要关心大宗农产品无公害。普通20元/斤的猪肉不好吃,一定要去吃300元/斤的,这种消费者自己掏腰包的可能性多大?这类东西能卖出去一些,但量一定是很小。政府不要操心这个事情,政府要操心买30元、20元1斤猪肉的普通老百姓,不要让这猪肉注水,不要在宰猪时打什么针之类。不要给3元/斤的西瓜打糖水、打红色素。政府要管基本食物的无公害,其他的事情政府不用操心。   有一年我到国内某花生生产大省,看到那里的农民在清理花生,他们面前有一大堆花生,还有一小堆花生,农民说大堆花生他们自己用,小堆霉变的花生送到榨油厂榨油去。这些人说这些话脸都不红的,认为这样做合理。那榨油厂收不收?榨油厂收了以后,谁去监督?榨油厂要是不收,农民的小堆霉变的花生就没法卖了。   《华夏时报》:现在乡村旅游发展很快,农村私家旅社越来越多,吸引到城里很多投资进入乡村,相对促进了乡村面貌的改变,但这种改变是可持续的吗?   党国英:这个问题我曾经跟日本学者交流过,还看过研究北欧的一些文章。我认为乡村旅游业其实不能盲目去发展,否则会成为一个泡沫。道理在什么地方?因为旅游业的开支本来很确定。我注意到一些统计数据,它证明全世界接待游客最多的地方不是农村,而是城市,城市当中越是发达的地方接待的游客越多。乡村旅游,现在一般性采摘,跟农业有点关系。但像古村落旅游,是风景性的旅游,其实跟农业没什么关系。这种旅游发展大量占用土地或让土地分割,对农业发展不利。长期来看,这种乡村旅游也要专业化,一个旅游专业户不能楼上是客人住,楼下自己住。游客能接受的乡村客栈,一般至少要20到30张床位,必须要有一个酒吧,要有很好的三餐供应,这都要比较专业的酒店服务水准,要形成专业的旅游点。这样来看,全国有多少个村落有条件让村民的20%、30%都搞旅游?这需要算一下账,应该不会太多。   《华夏时报》:对于让农民获得更多实际利益,政策方面有什么样的促进?   党国英:这几年中央已经发布过一些重要文件,不能要求每年的文件都有很多亮点。今后几年农村投入的重点是扶贫。这几年主要是解决剩下的2000多万农民的扶贫问题。有些地方政府为此花钱比较多,比如动辄就给贫困户几万元。全国人口中仍有40%多是农村人口,如果靠财政转移支付解决他们的收入问题,这个思路本身就不对。中国的农用地单位面积的政府投入水平,比欧美都要高,不能长期这样下去。对丧失劳动能力或生活居住条件极差的,我们需要帮助,农村的教育、农村的医疗,政府要给一些支持,但决不能让农民因为生产条件不好,劳动时间少,就让其收入跟城里人一样,这种“社会主义”搞不得。   农地流转制度改革应有突破   《华夏时报》:您认为农村工作的决策思路或政策指向方面,要有什么样的关键突破?   党国英:土地流转制度改革要有所突破,有些方面不要老是搞试点。   把农地承包关系从长久不变,改成永久不变是必要的。有的地方政府官员告诉农民,“长久不变”就是30年,这根本是在骗农民。   《华夏时报》:关键是农地制度的改革。   党国英:这是最重要的,其他都靠市场化去解决问题。土地作为一种重要的、多功能的生产资料,不乏各种觊觎者。如果改革不到位,坚持一些陈旧的体制,实际上不是帮农民,而是害农民。   《华夏时报》:对于城市各类投资主体而言,如果农地所有权永久不变的话,会否产生一些问题?   党国英:不会有问题。产权强度高,允许按一定规则交易,才能吸引投资者对土地投入。对一个投资者而言,假定他投资了基本农田建设,10年才能收回利润,但5年后地就不是他的,他敢投吗?   《华夏时报》:现在农村面貌的改变、农村经济的发展有些滞后,关键还在于农地改革没有到位?   党国英:农地改革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去做。   《华夏时报》:对于促进农村发展和农村面貌的改变,政策方面还要给城市投资者提供什么便利?   党国英:对于最重要的土地生产要素的管理,应该学习国外好的做法。最好学习荷兰。荷兰是土地规划管理最好的国家。政府要思想解放,给农民更多的选择,政府该管的要管好,其他就给农民自由。真正的农业,地头农业,全世界都不挣什么钱,农业的钱主要在流通加工领域挣。鼓励城里人下去种地这个事情,其实是给投资者挖了一个坑。说城里人租用大量土地搞种植业,如果没有特殊的市场资源就挣了钱,这要打一个问号。举一个例子,某投资者包了10万亩地,自己不种,而是分包给比如1000个农户,一个农户是100亩,有限的农业纯收入会怎么分配?实际当中有这种情况:10万亩土地到手前没有搞基本农田建设,如果1亩地用100元流转过来, 10万亩地平整好了以后,100元/亩拿来的地,再用500元/亩租出去。这是搞农业吗?在当前形势下,还是要鼓励农民发展合作社进入流通加工领域,城市资本兴办的各类龙头企业要与合作社经营结合起来,让农民 一部分农业产业链增值收入。要实现这个目标,也需要深化改革。 (原 :1号文件强调供给侧改革 党国英:农地流转制改革该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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